丘吉爾曾經說：“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遠，展望未來，你向前就能看多遠。”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以及中國是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但是其他3個國家的文明都因各種原因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唯獨中華文明一直延續至今。作為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中華文明，為世界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中國古代的“觀象授時”記錄就是珍貴的科學遺產，它為解決和驗證一些現代天文學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
比如，從公元前240年開始，哈雷彗星已經29次接近地球，而在過去2200年的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對這29次哈雷彗星的記載居然一次都沒有少;對太陽黑子的觀測，中國比歐洲領先了1800年;敦煌卷軸中的一份特殊的天文學文獻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恒星星圖;1276年郭守敬就能將回歸年的長度精確測量出來(365.2425天)，與現代結果相比僅有23秒的誤差……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李約瑟引用美國生物學家薩頓等人的觀點說，“直到14世紀末，除了中國的星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
無論是指導農業生產還是為皇家占卜，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一直有著很強的實用性，“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但是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天文學呈現給今人的科學的星圖、精致的儀器、精確的歷法、深邃的思想以及無窮的想象力都成為了我們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汲取養分的重要來源。
雖然法國天體物理學家讓-馬克·博奈-比多撰寫的《4000年中國天文史》一書并沒有面面俱到地介紹不同時期的天文學知識，但是這本書讓我們能夠從一個外國專家的角度來看待我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就像中國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談到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有什么意義時說的那樣，“中國的歷史就像一間屋子，中國的歷史學者坐在屋子里，雖然他們可以看清屋內的每個細節，但他們的視野卻只限于屋子內部，無法從更高的維度來看清這間屋子所處的位置，而這個問題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國的學者來提供答案。”
同時，這本書不僅客觀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天文史對全球天文學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而且還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哲學和宇宙觀的理解。比如作者認為，“理論”是一個歐洲概念，因而在中國尤其難以界定。“就中國人的思維而言，事情則要復雜得多。沒有一個事先規劃好的世界，各種事物是共存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但每一種事物都有自己的優點。”尤其是，“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并不打算在不同的宇宙理論之間做出選擇，因為他們發現這些理論具有互補的優點。當你在思考不同的問題時，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思維方式。”
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作者強調，“與其他文化不同，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是唯一較為系統和完整地記載天象的人，這些記錄在許多個世紀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用。”所以，“有機的而非分析的，實用的而非理論的，代數的而非幾何的，這就是中國科學思想不同于歐洲古典科學思想之處。”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
